辐射后遗症
2009年，张芳领到了最后一笔赔偿款，赔偿已去世近17年的张有昌6万元。但她不觉得这几万元能给她的生活带来改善。
她后来再婚，怀孕过两次，都没有生下来。“我怕生出来再有问题。”张芳说。而研究显示，她在2000年怀孕的那一次，胎儿六个月时宫内死亡，与她以前受到辐照有关。
18年前孕育京生的时候，张芳同样面临挣扎。京生在腹中一度停止生长，头围小于正常胎儿，医生们劝张芳放弃孩子，而且提醒她放射事故可能给孩子带来后遗症。但她始终不忍心，也想给丈夫张有昌留下骨血。
京生刚出生时，只有四斤重，头发稀疏，吃奶时吸吮力也弱。张芳一人抚养着体弱多病的婴儿，生活陷入困境。
京生满八个月时，肇事放射源的所有方忻州市科委、放射源所在地忻州环境监测站和迁源责任方太原中国辐射防护院仍然没有任何赔偿表示。眼看要过为期一年的诉讼时效，请不起律师的张丑寅，自己把这三家单位告上了法庭。
1997年，一审判决终于下来了，三家被告应赔偿合计近78万元，其中张芳和张京生获得赔偿款共32万元。
第二年，历经三家被告上诉等系列波折后，二审判决下达，明晰了三家被告的责任比例，数额没有变动。
二审判决后的三年中，张芳多次生病致体弱无法工作，此时她没有任何生活来源，赔偿款也没有落实一分钱。
2000年前后，张丑寅带着女儿和年幼的外孙女，踏遍了各个单位的大门，三个人还曾因堵住机关大门被送进收容所呆了两夜。在多方努力下，他们拿到了省里关于落实赔偿的批文，但批文在地方上仿佛不起效力。
2002年，在放射事故发生近十年之后，忻州市科委终于松口，答应“先给付80%的赔偿款”。之后几年间，张芳陆续拿到了几笔赔偿款，但索偿的同时也需要多方打点。“这其中的许多事情我们也不想再提了，反正最后就拿到了20多万。”张芳无奈地说。
她更担心女儿京生的智力发育。京生八岁上小学，在学校里第一次感到自己与其他孩子的不同。她功课经常不及格，尤其是数学，哪怕对着作业本思考很久，也无法进行两位数以上的加减法。京生坚持上完了初中，虽然大部分时间并不能听懂老师们在讲些什么。
辐射安全所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发表于2010年第五期《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的论文显示，推算京生当年受到辐射的生物剂量为1.85戈雷，宫内受照没有影响她出生后的体格发育，但对其智力发育有严重影响。根据中国修订的韦氏儿童智力量表，京生的全量表智商仅为46，低于99.9%的人群。
如今，京生已经长得和母亲一样高。曾经有美容院的老板招她去做学徒，“京京形象好，同事和客人都喜欢她。”张芳说，“可她不会卖产品，一涉及到数字就不行。”
张丑寅经常算账，多年前定出的赔偿标准今天看来实在太低。“忻州去北京的硬座火车1992年是19块，现在是72块，这中间涨了多少倍？”张丑寅说。同为辐射受照者，他自己的身体也渐渐垮下去，早早地牙齿脱落，腰酸背疼。
京生是农村户口，没有低保，暂时也找不到工作。握着北医三院出具的智商鉴定书，张芳非常犹豫，要不要给京生办一个伤残证，这样女儿或许能在福利部门谋一份工作。“可是京京一个女孩子，很快要成家，办了智商有问题的证明，谁还会喜欢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