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已经退休，当年的辐射安全所所长王作元每天都会去位于北京德胜门附近的研究所小楼上班。他给财新《新世纪》记者翻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面装满了关于忻州放射事故的各种资料。回忆起那场搜寻钴-60放射源的“战斗”，王作元说，“真比侦探电视剧还离奇。”
1973年，忻州地区科委为培育良种，从上海引进六枚钴-60放射源。十几年后科委迁址时将放射源封存，随后将原址移交给当地环境监测站。1991年，监测站要盖楼，委托太原的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将钴源迁走封存。
但是，由于钴源室管理员记错了放射源数目，技术人员从封存的井里只拿走了五枚金属圆柱体。另外一枚放射源的下落，此后没有人再去关心。
1992年11月19日，泥瓦工张有昌来到忻州环境监测站建筑工地，他们要拆除宽1米、深10米的井。在井口，张有昌看到一个金属圆柱体，貌似日光灯管的启辉器，阳光下闪着亮晶晶的光。他捡起来，随手装进外套的右边口袋。
就是这个金属块发出的射线，让张有昌父子三人丧命黄泉，也伤害了张芳和腹中胎儿，并前后影响100多人。
卫生部派出工作组排查放射源。山西医学院附属医院此时有人回忆，张有昌住院期间，上衣口袋掉出过一个小金属块。小金属块随后被扔进医院废纸篓，被两位环卫工人拉走，本应送去太原郊区的垃圾堆放站。但工人偷懒，走了一半，便将垃圾倾倒在公路边。
“我们先去了市郊的垃圾堆放处，看到堆满垃圾的巨大深沟时，大吃一惊。”王作元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从这么多垃圾中找到沧海一粟般的放射源。
在公安机关的盘问之下，两个工人承认了偷懒违规行为。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来到倾倒垃圾的现场，用工程车配合人力，搜寻出了肇事元凶。
耐人寻味的是，王作元及其同事带着上级寻找钴-60的命令，在当地一些部门却得不到配合。而且，当他们第一次就放射病例与山西省有关方面联系时，竟然遭到对方反驳。
十几年后，王作元随中央电视台一个栏目组来到当地，拍摄有关放射病的科学专题片。尽管栏目组带着山西省委宣传部的批示，还是在当地医院等处吃了闭门羹。
放射源凶猛
对楼滨城来说，这是他多年从医生涯中惟一一次遇到放射病病例。但专业从事辐射安全的王作元知道，中国近年来的放射事故时有发生。
在中国各地的企事业单位，拥有成千上万枚放射源，广泛用于医疗、科研、农业、工业等用途。如果将中国近年来由于管理疏漏等造成的放射性事故叠加，其伤亡或许堪比日本福岛核泄漏那样的5级核事故。
根据卫生、公安部门出版的公开资料，中国大陆从1988年至1998年共发生放射性事故332起，受照射总人数966人。其中，放射源丢失事故约占八成，丢失放射源584枚，有256枚未能找回。
例如，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所1972年购入一枚铯137放射源，1988年移交工作时发现已丢失；1990年6月25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放射医学研究室钴-60源室工作人员违章操作，两人不幸死亡，另有五人患上放射病。
王作元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的放射事故数来看，中国与美国相近，但如果与放射源拥有数结合起来看，中国的事故发生率约为美国的40倍。
1998年后，辐射装置监管职责由卫生部门移交至环保部门，监管进一步加强。但放射事故仍然时有发生。例如，1999年4月26日，河南一枚钴 -60放射源铅罐被当成废金属出售，其间致多人受到辐照。2004年10月21日，山东济宁一家私营辐照厂自行建造的钴-60辐照装置出现故障，两名工作人员未经监测即进入辐照室工作，后分别于33天和75天后因多脏器衰竭身亡。
2008年4月11日，山西省亨泽辐照科技有限公司五名工作人员在未将放射源降至安全位置的情况下，携带不能正常使用的剂量仪进入辐照室，其中一人死亡，另外四人患上放射病。
直到今天，一些地区的放射源管理依旧隐患重重。例如，福岛核事故发生后，青海省环保厅牵头对海西州辖区内中石油青海油田分公司等单位的放射源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了一些普遍存在的安全隐患，诸如操作人员未训上岗现象严重、健康监护工作存在漏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