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英方的要求，对清廷来说，却成了一个难题。英方之要求无力拒绝，又不甘心让本国“汉奸”们逍遥法外，高层官员们愤愤难平。江苏布政使李星沅疾呼：将汉奸免罪等项“公然大书特书，千秋万世何以善后”。给事中董宗远则预计：汉奸历来被视为“弥天大罪”，如今，“竟得蒙释有之条，事之不平，莫此为甚。恐小则拒捕抗官，大则揭竿起事，皆势之所必然者”，天下恐怕是要大乱了。
为惩办“汉奸”，清廷别出心裁，把领事裁判权拱手送人尤其让清廷忧心如焚者，是《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之后，华人与英人之间的交往将愈加增多；国内“汉奸”如此之多，如果英人一再援引《南京条约》，“与英人有来往者”须全部免罪，那该如何得了？为此，在《南京条约》签字后的第三天，中方代表耆英即向英方提出：
“此后英国商民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事件，应即明定章程，英商由英国办理，内民由内地惩办”；“曲在内地商民，由地方官究治；曲在英人，由领事官究治。”
从近代主权理念来看，这一提议，等于将中国完整的司法主权肢解为二，将其中的涉外审判权，具体而言，即英人在华审判权主动拱手相让给英国驻华领事。领事裁判权日后给中国带来诸多屈辱，历尽千辛万苦始于1940年代逐步废除。但耆英显然对近代主权理念毫无所知，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他解释自己提出这一建议，是遵照了朝廷的相关指示——朝廷的指示是：战时与英人有牵连的中国人，如另有犯法行为，应由中国自行处理。换言之，既然这场战争带给朝廷最大的教训，是严重的“汉奸”问题，那么，朝廷就决不能放弃对“汉奸”的惩治权。当清廷把一场时代分水岭般的战争的教训，总结成“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时，它似乎从未意识到：“汉奸”问题的根源，不在江湖之远，而在庙堂之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