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因为袁世凯告密吗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这一年，也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戊戌年，农历四月二十三，光绪皇帝下达了《明定国是》的诏谕，标志着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开始了。

朝廷内部，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为首，形成了势如冰炭的两大阵营——帝党和后党，也即维新派和守旧派。关于新政的上谕，如雪片般频频颁发，但由于守旧派的阻挠，这些诏令几乎成了一纸空文。

七月三十，光绪帝颁发密诏给时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的维新派人物杨锐，焦虑地说道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能够威胁到光绪帝位的，当然只有慈禧太后一人。说明其时的帝后矛盾已趋向白热化。八月初二，又由林旭带出第二次密诏，令康有为“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接到密诏后，跪倒在地，痛哭失声，发誓要搭救光绪皇帝。

最后，他们决定铤而走险，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说服袁世凯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囚禁或者干脆杀了慈禧太后。袁世凯慨然允诺。八月初五，袁世凯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

八月初六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皇帝，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从四月底到八月初，新法维持的时间在一百天左右，时称“百日维新”。关于戊戌变法的这一段历史，一直流播在人们中间，也记载在史册上。它的直接依据就是袁世凯自己写的《戊戌日记》。袁世凯在日记中提到的告密种种，成了他叛徒嘴脸的最有力的证据。

但是，也有历史学家在这当中发现了一些蹊跷，比如，直接找到袁世凯，让他杀了慈禧太后的人是谭嗣同，按理说，谭比其他人更加罪在不赦，可是慈禧下令捉拿的却是康有为兄弟，而且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反而把维新派大逆不道的“罪行”轻描淡写了。

似乎只有一条理由才能解释这一情况，那就是：慈禧此时还不知道谭嗣同要袁世凯杀她的事！也就是说，慈禧发动宫廷政变是在袁世凯告密之前。还有时间，似乎也不对头。袁世凯在八月初五上午觐见光绪帝后乘火车回天津，按照当时的火车时速，到达天津应该已是傍晚，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也写到了这一点。他再赶到荣禄处告密，应该已是晚间。

荣禄即使想立刻向慈禧禀报这一紧急情况，也决不可能当夜赶到北京去。因为其时北京一天津之间的火车刚通行不久，只在白天行车。有人说，荣禄是直隶总督，紧急情况下也许会幵出一班夜间专车。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与技术，哪怕荣禄地位再髙，也开不出夜车。

既然荣禄八月初五夜间赶不到北京，慈禧也就无从知晓维新派的兵变计划，太后在初六上午就实行训政，完全是帝后矛盾激化的结果，和袁世凯告密并没有直接联系。这样一分析，事情就变得非常奇怪：明明慈禧政变是帝后矛盾的自然总爆发，为什么袁世凯倒像是很乐意把这一责任揽搅到自己身上来？

来揭秘吧对袁世凯前前后后的情况作了整体分析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袁世凯原本与维新派的关系非常好。甲午战争后，袁世凯与维新派的核心人物康有为结交。1895年，康有为上书皇帝时，袁世凯时在督办军务处当差，也曾向光绪帝上书，条陈变法事宜，两人观点十分相似。

康有为第四次上书时，都察院、工部都不予接受代递，袁世凯曾帮助康有为向督办军务处要求代递。之后，康有为组织强学会，袁世凯积极参加。后来袁世凯到小站练兵，康有为等为他设酒饯行。在慈禧那边，也是把他看作维新派人物的。谭嗣同他们委以重任，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康有为对袁的印象极好，认为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对于维新派围园劫后的计划，袁世凯开始也并没有想到要去告密。